[120]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认为，理论家对党组织的这种体制依赖性越少越好。在不久前才首次于东柏林出版的他与奥古斯特·倍倍尔的通信中，有几处表达了这一思想。例如，恩格斯在1891年5月1—2日的信中写道：“你们曾企图强行阻止这篇文章发表，并向《新时代》提出警告：如再发生类似情况，可能就得把《新时代》移交给党的最高权力机关管理并进行检查，从那时起，由党掌握你们的全部刊物的措施，不由地使我感到离奇。既然你们在自己的队伍中实施反社会党人法，那你们和普特卡默有什么区别呢？其实这对我个人来说，倒是无关紧要的：如果我要讲话，任何国家的任何党都不能迫使我沉默。不过，我还是要你们想一想，不要那么器量狭小，在行动上少来点普鲁士作风，岂不更好？你们——党——需要社会主义科学，而这种科学没有发展的自由是不能存在的。这样，对种种不愉快的事，只好采取容忍态度，而且最好泰然处之，不要急躁。……执行委员会和你本人对《新时代》以及所有出版物保持着并且应该保持着相当大的道义上的影响，这是不言而喻的。但是，你们也应该而且可以以此为满足。《前进报》总是夸耀不可侵犯的辩论自由，但是很少使人感觉到这一点。你们根本想象不到，那种热衷于强制手段的做法，在国外这里给人造成何等奇怪的印象，在这里，毫不客气地向党的最老的领导人追究党内责任（例如伦道夫·邱吉尔勋爵向托利党政府追究责任），已是司空见惯的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38卷，88页）一年半后，恩格斯说得更加清晰，“依赖他人，即使是依赖一个工人政党，也是一种痛苦的抉择”，他在1892年11月19日写道：“而且，即使抛开金钱问题不谈，做隶属于一个党的报纸的编辑，对任何一个有首倡精神的人来说，都是一桩费力不讨好的差事。马克思和我向来有一个共同的看法：我们永远不担任这种职务，而只能办一种在金钱方面也不依赖于党的报纸。如果你们的报刊‘国有化’走得太远，会产生很大缺点。你们在党内必须拥有一个不直接从属于执行委员会甚至党代表大会的刊物，也就是说这种刊物在纲领和既定策略的范围内可以自由地反对党所采取的某些步骤，并在不违反党的道德［！］的范围内自由批评纲领和策略……首先需要的是一个形式上独立的党的刊物。”（《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38卷，517—518页）引文的详细性是必需的，因为它清楚地表明，恩格斯所关心的并不是专门对“修正主义的德国社会民主党执行委员会”进行批评——正如苏联的理论家可能马上断言的那样，而是对工人运动范围内真正独立刊物的必要性进行原则性的思考与认识。列宁恰好相反，众所周知，他并不把经济上对党的依赖视为过错，而是相反，他把它视为党的统一与“职业革命家”的服从的有益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