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中期，墨子思想影响极大，成为当时的显学，给儒家造成了很大压力。为了提高儒家的影响力，孟子感到有必要对墨子思想进行抵制和批判。《孟子》记录了这样一则故事：
一次，公都子问道：“外人皆称夫子好辩，敢问何也？”孟子回答说：
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圣王不作，诸侯放恣，处士横议，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杨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说诬民，充塞仁义也。仁义充塞，则率兽食人，人将相食。吾为此惧，闲先圣之道，距杨墨，放淫辞，邪说者不得作。……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24]
“阳生贵己。”[25]“全性保真，不以物累形，杨子之所立也。”[26]杨朱思想是以个人为重的，主张不要以物累形，不要因为物质利益而伤害生命本身。这是有价值的思想。不过，在孟子看来，“杨子取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27]这里又指出杨子“为我”是“无君也”。孟子指出杨子的“为我”将导致否定君主权威的结果。这是从政治实用主义的角度看问题的，与法家韩非批评贵生之士的理由相当。
不过，墨子并不讲“为我”，而是讲兼爱，讲利他，为什么孟子要如此激烈地加以反驳呢？原来，墨子虽讲仁，但他的仁是兼爱，即对人平等的爱，爱是没有差别的。这种观点对于游离于宗法社会之外的人士来说，当然有其号召力，对于墨者社团以及类似的秘密结社等有侠气的社会组织来说，自有其凝聚力。但对于宗法社会及君主制下的等级社会结构，则具有很大的瓦解作用。这当然是维护这种社会基本结构的儒家所不能容忍的，更是法家所不能容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