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既诽古，尽去古制，自汉以后，帝王称号、官府制度，皆袭秦故，以至于今，虽有因有革，然大抵皆秦制也，未尝有意于《周礼》者，岂其体大而难行乎？其果不可行乎？
夫立法垂制，将以遗后也，使难行而万世莫能行，与不可行等尔。然则，反秦制之不若也，脱有行者，亦莫能兴，或因以取乱，王莽、后周是也，则其不可用决矣。[72]
前两条是从事理出发疑《周礼》：其一，它烦琐，不可能行得通。其二，秦汉以来，尽管有因有革，但大体是行秦制。其三，说明后世按《周礼》行事，没有一个不以失败而告终。王莽、宇文周都是企图按《周礼》变革，结果是“莫能兴”、“以取乱”。
不幸的是欧阳修言而有中，王安石重演《周礼》的一幕。熙宁新政的流产，原因是多方面的，如果从王安石的历史观找根源的话，可以清楚地看到，一定的史学思想对社会变革的影响。王安石一方面提出了“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观点，他敢于打破旧传统的束缚，进行变革；但是他又确实是企图从《周礼》中寻找革新的方案。他说：“百王之道虽殊，其要不过于稽古。”[73]新政的蓝图是从《周礼》中稽古所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