扭转19世纪音乐风格的是瓦格纳。英国的报界却一直对瓦格纳予以恶毒的批评，他们宣称：“瓦格纳的泡泡吹爆了，而音乐终于还存在着！”像这样的批评，甚至到他去世后依然继续着。这时，欧洲的每个国家和美国各重要城市里，群众蜂拥着前去听他的歌剧。
1856年，海涅在巴黎去世，瓦格纳则决定尝试回到德国。瓦格纳出现在政治舞台上的时间很短，他那动摇不定、奇特而业余式的言行，都在说明他不适合做革命家，腓特烈·奥古斯特二世和他的朝臣们都明白这一点，他要是没有逃跑，可能也就从轻发落了。1856年春，瓦格纳写了封陈情书，寄给萨克森国王，请求宽赦——以前他是不肯这样做的。信中，他陈述七年前所以同情叛乱的理由。他之所以逃离萨克森，不接受审判，并非出于胆怯，实在是因为德累斯顿不能接受他的艺术观点，他以为政治、社会情况的转变，或许会实现他的理想，使艺术与生活有适当的关联。他对政治和时事的关心，只限于它会影响到他的艺术理想的部分；而他也从未真正认真地支持过任何政治活动。他在苏黎世所写的那些书，倒还真的都是关于艺术、生命、哲学等方面的理论。他说，他并不在意继续过着流亡的生活，只是他觉得自己的艺术与祖国密不可分，“只有在那里，我才有希望见到自己的乐剧演出,而这种经验，对我将来艺术的发展是不可或缺的。”最后，他承认自己丢开艺术去搞政治是错误的，他发誓说，以后绝不再涉足任何政治活动了。这封信从萨克森国王手上，转到了司法部，结果请求被驳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