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到1874年时，吉尔曼的观点已显出较大的变化，更善于接受新的发展。1874年12月28日，吉尔曼会见了尚未成立的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董事们，发现大学经费的捐赠人并未对新大学的性质做出任何规定或限制，至于董事们本身是否形成了在新大学进行高深研究的坚定意图，也不太清楚。但当吉尔曼会见董事会仅1小时后，他就宣布了一个倾向研究的研究生院计划。1875年1月，吉尔曼声称：“我越来越赞成这种信念，即我们在巴尔的摩想要建立的不是一所科学学院，也不是一所古典学院，也不是两者兼而有之，而是一所医学院和一所哲学院……”[12]这里德国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此时的吉尔曼正放弃其思想中传统的因素，开始采纳新的观点。
没有吉尔曼的鼓励和推动，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朝着研究的方向发展是不可能的。但吉尔曼的思想常常是折中的，他反复强调自己不愿意盲目地模仿德国或任何其他欧洲的模式，他呼吁美国大学是“知识、美德和信念的坚定的促进者”。1886年，他甚至援引心理训练的术语，以此说明他希望美国大学将不仅仅是促进知识或获得学问的地方，而且也是发展个性的地方。吉尔曼在讲话中常常不断地赞成功利和自由文化，也赞成抽象研究。直到1893年，他还在为学院的手工训练进行辩护。他也认真地支持文学教学，坚持大学应该鼓励历史、哲学、诗歌、戏剧、政治、宗教的研究，总之鼓励对先前时代经验的研究。